出更多的钱。
如此一来，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，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，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。
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，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。
人口税，从古至今都有，而且收得很重，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、税收成本低。
毕竟，土地可以隐藏，人口可不好隐藏。
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。
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。
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，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。
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，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。
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，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
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，大约可以耕地百亩，可得谷物二百石，折合成钱是两万钱。
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，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；算赋则要交六百钱。
如此对比下来，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。
但是，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，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。
于是，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，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。
收成好的时候，粮价下跌，算赋变相加重；收成不好的时候，无钱交算赋，只能去借高利贷，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。
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，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，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。
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，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，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，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。
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，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，负担其实更重。
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，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。
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：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，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。
另一面，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，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。
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，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，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。
现在，刘贺要经营西域，要开发南方，要殖民新大陆，处处都需要人口。
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，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，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。
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，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。
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，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，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。
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，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。
如此一来，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，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。
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“摊丁入亩”。
算赋和口钱减了，少府和大司农